張盈堃
思想上的悲觀、意志上的樂觀（the pessimistic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optimistic of the will）（Gramsci，1971）。
我主張這個時代對宰制的基本主題—隱含著對立、解放的主題作為要達到的目標（Freire，1993: 93）。
過去人們總是習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以表示教育工作的重要，甚至面對各種大大小小的問題，最後總是歸咎化約到「教育失敗」這一因素上頭，彷彿教師們的原罪必須一肩承擔起所有的成敗責任。更諷刺的是不管歐美或是本地「教育改革者」們不就經常將教師當作標靶與祭品嗎？例如 Hargreaves 與 Evans（1997）指出教育改革者常常指責學校教師為反智主義者與失敗者，所以不難想像學校教師充滿著鬱卒的心情，這是一種很矛盾的現象。就像我與陳慧璇在<矛盾：基層教師生活世界的宰制與抗拒>一文中一再地指出教師角色在教育改革中的矛盾性。舉例來說，在一般的印象中，教師既不是勞工也不是管理階層；在實際中，學校教師不像是在工廠的勞工一樣受到高度的剝削，甚至他們有時候也拒絕承認自己的勞動者身分，反而偏好教師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就像 Apple（1983a：620）所表達的：「幾乎教師們傾向與精英的專業工作者匹配，而不會降級至勞動階級的位階」。不過大抵上來說，教師是在勞動階級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中間矛盾地帶，像是 Eric Wright （1993）所謂的「矛盾的階級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position）」，或者像是 Swidler（1979：56）指出教師角色介於權威與情緒之間的矛盾性：傳統的教師是個威權的形貌，負責對規訓與控制學生，但是教學要求有效地連結師生，因此教師面臨教學結構上的矛盾：一方面要求維持正式的權威，但是另方面連結到情緒面向又往往會傷害到這種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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