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貴香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本研究採用修正過的 TST 測量方法，檢驗研究參與者對人情事件的記憶會不會受到人情對象明確與否的影響。研究一的結果顯示：在人情對象明確（A 君）時，研究參與者所回憶「我幫別人」與「別人幫我」的事件，在整體事件數與事件平均成本均沒有顯著差異，此可能和個人傾向採社會交換的訊息處理方式有關。相對地，在人情對象模糊（別人）時，研究參與者所回憶的「我幫別人」訊息，不論在整體事件數或事件平均成本，均顯著大於「別人幫我」的事件，此則可能是受到自利偏誤影響個人記憶相關人情事件的影響。研究二則進一步要求研究參與者連續記錄四天的人情事件，除再一次檢驗研究一的假設，也探討人情事件大小的影響效果。結果顯示，研究二在整體人情事件數與事件平均成本雖然獲得和研究一相同的結果，但進一步將人情事件分為「大事」和「小事」後，則發現在人情對象模糊（別人）時，研究參與者傾向受到自利偏誤的影響，記憶較多我幫別人的大事；不過，在人情對象明確（A 君）時，卻是記憶較多 A 君幫我的大事。此可能受到華人對「報」的概念是「多加回報」而非西方「等量回報」的影響。至於人情事件為小事時，研究參與者對相關人情事件的記憶則不受對象明確與否，以及此人情自己是施者或受者的影響。
關鍵字：人情，社會交換理論，自利偏誤，自我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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